2012年10月22日，《光明日报》“国学版”刊登了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方勇先生的《“新子学”构想》一文，系统阐述了诸子学的产生、发展及其富于创造性、开放性、充满生命力的特征，并对子学与西学的关系、子学在国学中的地位等问题提出了新见解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。2012年10月27日，华东师范大学又在上海主办了“新子学”学术研讨会，王锺陵、徐志啸、陈引驰、刘康德、郝雨、陈致等学者围绕“新子学”的内涵、地位及其与西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讨。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12年11月2日“专版”也载有特邀学界名家卿希泰、谭家健、王鍾陵、邓国光、陈引驰等先生笔谈的《“新子学”笔谈》，进一步思考“新子学”。还有陆永品先生《〈“新子学”构想〉体现时代精神》、孙以昭先生《时代召唤“新子学”》等文发表。笔者拜读后深受启发，谭家健先生在笔谈中强调提出“新子学”，首先须“明确对象和范围”，笔者十分赞同，兹就“新子学”界说略抒浅见。

　　一

　　20世纪初，已有梁启超倡导的“新史学”、胡适等倡导的“新文学”，2001年，饶宗颐先生又提出“新经学”概念，遗憾的是，唯独没有“新子学”概念。“新子学”构想具有极其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，其“命名”和倡导是十分必要的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究竟指什么？概念上首先要弄清楚，诸子学研究一直都在创新，有没有必要用“新子学”这一概念？既然提出一个概念，就要明确界说概念的内在规定性。“新子学”有一对应概念，就是“旧子学”或“传统子学”或“古代子学”。传统子学，即经、史、子、集的“子部”之学，刘勰《文心雕龙•诸子》将诸子定义为“入道见志”之作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九十一《子部总叙》云：“自《六经》以外立说者，皆子书也。”永瑢等撰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769页。强调一为“六经以外”，一为“立说”，述“六经”者不得列入子部，非“立说”者亦不得列入子部，即凡著书立说自成一家之言者，除经学外，统称子书，研究子书的学问称为“子学”或“诸子百家之学”或“诸子之学”或“诸子学”。传统子学有广义、狭义之分，狭义的指先秦诸子百家学术，梁启超即明确说“汉以后无子书”。广义的指历代诸子百家学术，章太炎《诸子学略说》云：“所谓诸子学者，非专限于周秦，后代诸家亦得列入，而必以周秦为主。”章太炎《诸子学略说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页。如两汉贾谊、陆贾、董仲舒、扬雄，“北宋五子”周敦颐、邵雍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，南宋朱熹、陆九渊、吕祖谦，明代王阳明、王艮、李贽，清代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傅山、姚鼐、戴震、龚自珍、魏源、曾国藩、严复、康有为等，皆可称为“子”。或指古代学者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，包括对诸子著作的校勘、训诂、辨伪、辑佚和考古新发现之子书的整理与研究。先秦诸子元典著作、两汉以来诸子著作、整个古代诸子百家研究以及研究之研究，是最广义的传统子学。

　　“新”对应的是“旧”或“传统”或“古代”，诸子学究竟“新”在什么地方？实际上从清末时已经开始“新”了。汉代以来，诸子学说长期被视作“异端”，成为经学的附庸。清末，在西学的引发下，诸子学“复兴”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颁布的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，以朝廷的名义正式使用“诸子学”概念，并规定其为文学科“七目”中的一目，预备科中的“政科”，也规定必须修习此门课程。“诸子学”作为一专门学科正式形成，统治者的公开提倡，有力地促成了诸子学独立合法地位的确立。1919年，胡适说：“从前作为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，到此时代，竟成为专门学。”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卷上《导言》，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，第9页。清末民初，诸子学的“新学”特征十分明显。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等即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诸子，可称“近代子学”，也可称“新子学”，与梁启超倡导的“新史学”对应，只是当时无人“命名”而已。“新子学”也可以理解为“现代子学”、“当代子学”。“新子学”应有时间限定，是指从清末就开始出现新因素、新气象的，还是从“新文化运动”开始的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？可以讨论，说明清楚。笔者主张“近代子学”、“现代子学”、“当代子学”皆可称作“新子学”，但各自有独特内涵。我们今天讨论的应指“当代子学”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新观念、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材料、新模式等研究传统诸子百家学术的“新子学”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界说，可以“新文学”、“新史学”、“新经学”为参照概念。胡适等倡导的“新文学”，吸收西方“纯文学”观念，讲究感性、抒情、艺术、审美，以“艺”为本位，颠覆传统的“道”本位，创作从传统学术体系中独立出来，“新文学”早已不属于学术范围。因此，“新子学”与“新文学”关系不大，可弃而不论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可以“新史学”作参照概念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梁启超继上年在《清议报》上发表《中国史叙论》之后，又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了长文《新史学》，从理论上批判“中国之旧史”，作者自称“新史氏”，倡言“史界革命”，意在创立“新史学”。梁启超特别指出“中国之旧史”有“四蔽”：“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”，“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”，“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”，“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”。“缘此四蔽，复生二病”：一是“能铺叙而不能别裁”，二是“能因袭而不能创作”。“合此六弊”，又有三“恶果”：即“难读”、“难别择”、“无感触”。梁启超多以当时流行的西方史学理论为据，认为“旧史学”都是些帝王将相的历史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“二十四姓家谱”而已，是“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”，所有的本纪、列传只是“无数之墓志铭”的“乱堆错落”，“汗牛充栋之史书，皆如蜡人院之偶像”梁启超《饮冰室合集•饮冰室文集》之九，中华书局1989年据1936年版影印本，第2～5页。。梁启超非常重视史学创新特别是史观的创新，以“进化”史观取代作为传统主流的“退化”史观，还重视写人民的历史、社会生活史。梁启超受当时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很大，许多观点并非自己独创，而是从日本浮田和民的《新史学》（又译作《史学通论》、《史学原论》）来的，浮田和民的观点又多从西方史学“贩卖”来的。确实，新视角、新理论、新材料如考古发现、新方法、新手段，包括著述形式如以规范的论文写作，都是“新史学”的新气象，“新史学”的积极一面首先应充分肯定。但应该看到，“新史学”也有明显弊端，即过分贬低“中国之旧史”，认为在“新史学”和“旧史学”之间绝然存在一道鸿沟，无任何联系，只有对立，过分贬低古人的“旧”而自信自己的“新”；过度迷信“进化”史观而否定“退化”史观的合理因素；还有一弊端，就是情绪化，主观、武断，缺乏理性，两极思维，二元对立，极端肯定或否定，绝对化，论证语言多不是学术语言。学术研究最需要理性，“新子学”虽然对应的是“新史学”，但“新史学”的不少方面是不能学的，不能照搬照抄，“新史学”的一切弊端，皆必须注意避免。“新子学”不必倡导“革命”，“改良”是正路。对历代学者的智慧，我们应充分尊重，对他们的观点应充分体认，合理扬弃，而不是一味将其批倒、抛弃。

　　“新经学”也是“新子学”的参照概念，2001年11月2日，饶宗颐先生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《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》的演讲，正式提出“新经学”概念。饶先生认为“经学”就是“经书”，包括史部、子部的经书，将“新经书”等同于“新经学”，用经学来统括所有学科，所以《国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也是“新经学”饶宗颐《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》，后以《新经学的提出——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》为题收入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卷四《经术、礼乐》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，第6～7页。。笔者认为，谈“新经典”可以，既然谈经学，还是应以传统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准，如果什么都是经学，史学、子学也变成经学，那还剩下什么“学”呢？“新经学”观点比较特殊，学术界响应者不多。

　　与“新子学”相关的概念，是现代“新儒学”，代表人物是“新儒家”如梁漱溟、熊十力、张君劢、冯友兰、钱穆、贺麟、方东美、牟宗三、唐君毅、徐复观等。儒学对应的是佛学和道学（仙道学），“新儒家”强调这些代表人物思想的创新，是在继承古代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创新。“新子学”也应该有“新子家”，历代诸子不断增加，现当代还有没有“子”呢？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人论及。儒家是诸子之首，现当代“新儒家”其实就是“新诸子”，除“新儒家”外，那些有独特思想体系的大学者都可成为“子”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马一浮、胡适等，都可以叫“新诸子”，“新子学”要研究“新诸子”，如研究现代诸子八大家、当代诸子八大家，等等。

　　二

　　界说“新子学”概念，应站在本土立场，用本土话语，尊重历史，尊重传统。诸子学是高深的学问，有阴阳、名实、知行、有无、心性、情欲、理气、道器、体用、本末、法术、时势等核心范畴，有独特的理论体系，应注重“道”的层面研究。“新子学”的范围应界定清楚，笔者以为，兵学、医学、佛学、道学（仙道学）是诸子学的“题中之义”，天文、算法、术数等，大体上属于“术”，应重其“道”的层面，具体的“技术”可以不论，艺术、谱录可独立。科学无国界，东西方科学没有差别；而学术文化不同，东西方学术观念差异甚大，有些甚至完全相反。中国传统学术有其独特内涵，独特的话语体系，独特的概念范畴。我们要重视传统学术特色和精神，不应完全以西方观念为标准来生搬硬套传统学术，诸子学不应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庸，不应成为西方学术思想的注解，而应该以西融中，以中化西，西学为我所用，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信和“自觉”。

　　那么，“新子学”究竟“新”在哪些方面呢？“新子学”首先“新”在新思维、新观念。“传统子学”一直被正宗、正统的“经学”挤压排斥，处于边缘地位，很少人重视。尤其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“独尊儒术”之后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又由“子”入“经”，剩下的则被视为“异端”。现在的“新”，就是观念上把子学视为与经学、史学、文学一样重要。当代人研究子学，研究传统学术，可以借鉴新理论方法，如用西方的阐释学来重新解释诸子思想，用传播学来研究子学的传播，用接受学来研究其接受，还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，努力开拓理论方法上的“新”。应注重“新”视角，如研究诸子的自我评价，重视“反批评”，尊重作者自我评价的权利，重视相互评价或交互评价，将自我评价和他者评价结合起来，从这个角度来研究“新子学”，肯定会有不少新发现。重视“原生态”评价，如儒家的本来地位，墨家、杨朱的本来地位，应将诸子的当世评价、历代评价和现代评价、当下评价结合起来，从不同角度来看，会更科学。视角的变化自然会带来学术创新，应注重视角改变。要重视新材料的挖掘，如考古发现，出土文献，及时吸收考古学、古文字学的成果。“新子学”在著作模式、著述体例上也要有新东西，比如对话式研究，语言上创新，可有个性化的语言。先秦诸子是“家”、“派”，不是个人著述，“新子学”不能只满足于个人著述，应注重新创学派，开创学术新局面。要有全球意识，国际大视野，追求大格局、大气象、大境界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不只是“考据学”或文献学研究，不能满足于纯而又纯的“学术”研究，诸子学研究最重要的是“思想”，其次才是“纯学术”，不能将“乾嘉学派”的末流当作学术“正宗”来效法参见欧明俊《重新认识和评价“乾嘉学派”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年2月22日第6版《文学》。。不能只研究孙星衍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顾广圻、俞樾、孙诒让、王先谦、郭庆藩等研究诸子的名家，近代魏源、严复、康有为、孙中山、梁启超、章太炎等，吸收了西学思想，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，皆为“新诸子”，皆值得深入研究。“新子学”也不能满足于纯粹的“义理之学”或哲学思想研究，还应包括传统的辞章之学、经济之学研究，如刘勰《文心雕龙•诸子篇》核心思想是“以子离经”，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。“新子学”亦不能局限于孤立封闭地研究新儒家、新墨家、新法家等，应注重综合、会通、整体性研究。

　　创造是学术的灵魂，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规定性，“新子学”最重要的学术使命就是新创造。不管是“新经学”、“新史学”还是“新文学”，倡导者就是创造者，“新儒家”就是儒学的创造者。我们今天倡导“新子学”，不能仅仅满足于注释古人，自己要能创造。“新子学”就是一种学术新理念，一种思想新体系，一种理论新创造，是对传统诸子学的扬弃。研究者要有宏大的学术理想，提升创新能力，追求思想高度，能成一家之言，自创理论体系，即研究者本身要努力进入“新诸子”行列，成为后人研究诸子学的“新子家”，这是理想境界的“新子学”。

　　方勇先生倡导原创性、多元性的“子学精神”，识见深刻。诸子学是历代思想家智慧的结晶，代表“中国智慧”，我们的学术使命就是努力“唤醒”传统子学的学术生命力，继承并发扬光大传统“子学精神”。余英时《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》认为诸子之学是“哲学的突破”，今天的“新子学”也应该是“哲学的突破”。

　　三

　　“诸子学”产生于“礼崩乐坏”的春秋战国时代，《孟子•滕文公下》说：“世道衰微，邪说暴行有作……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。” 杨伯峻译注《孟子译注》上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155页。孟子是从政治上立论。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第十云：“诸子十家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。皆起于王道既微，诸侯力政，时君世主，好恶殊方，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，各引一端，崇其所善，以此驰说，取合诸侯。” 班固《汉书》卷三十，中华书局1999年版，第1378页。 时为乱世，官学失守，诸子私学兴起，著书立说，百家争鸣，儒家仁爱，法家严刑峻法，墨家节用，道家无为，各家目的在于以其理论为救世良方，诸子百家学术与现实政治、经济、道德密切相关，是有“功利”的，如果认为诸子皆是关起门来研究纯而又纯的学术，那是对诸子的“误读”，是对诸子的狭隘化理解。

　　汉代“独尊儒术”以后，经学和“经学化”的孔孟学术成为官方哲学，形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“大传统”，亦成为专制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。其余如道、法、墨、名、兵、农、阴阳等诸子学派，成为传统思想文化的“小传统”。我们应平等对待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。诸子百家为“私学”，以个人身份，“在野”立场，进行学术自由探讨，彼此争辩，平等“对话”，形成优良的学术传统，“新子学”应光大这种优良传统。

　　冯友兰《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》一文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“子学时代”与“经学时代”，“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，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”。 冯友兰《中国哲学小史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129页。晚清以来，有些学者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著作“离经还子”，现代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《古学复兴论》认为：“学术之大，岂出一途？古学虽微，实吾国粹。孔子之学，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，固当发挥而光大之；诸子之学，湮没既千余年，其有新理实用者，亦当勤求而搜讨之。夫自国之人，无不自爱其自国之学。孔子之学固国学，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，同一神州之学术，乃保其一而遗其一可乎？”《国粹学报》第9期，1905年10月18日。孔子之学固当发扬而光大之，诸子之学亦当有同等地位，应同等发扬。经、子平等，经、子互证，是非常必要的。诸子人格独立，精神自由，相互争辩，学术“自觉”，多原创思想，多以天下安危为己任，不迷信权威，多元思想并存。当代中国学术思想，应重回“子学时代”，我们应特别阐释和发扬诸子学术真精神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是国学的一部分。国学，指中国传统高深学问。相对于“新学”，“国学”指“旧学”；相对于“西学”，“国学”指“中学”。有些人简单地把国学理解为经学，则太狭隘，国学还包括史、子、集。“新子学”研究极为重要的意义，在于突破经学专制独尊的学术格局，提倡多种声音、多元文化，“新子学”要在当下国学研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经学是国学中最重要的，表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，其正面价值应充分肯定。马一浮认为国学就是“六艺之学”，熊十力《论六经》也说：“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，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，中国人做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。” 熊十力《论六经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04页。班固以《五经》为“五常之道”，《汉书》卷三十《艺文志》第十云：“六艺之文：《乐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诗》以正言，义之用也；《礼》以明体，明者著见，故无训也；《书》以广听，知之术也；《春秋》以断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盖五常之道，相须而备，而《易》为之原。” 班固《汉书》卷三十，第1364页。饶宗颐先生强调“经”的重要性在于“常道”，“树立起真理标准，去衡量行事的正确与否，取古典的精华，用笃实的科学理解，使人的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取得和谐的境界。经的内容，不讲空头支票式的人类学，而是实际受用有长远教育意义的人智学（anthroposophy）” 饶宗颐《新经学的提出——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》，《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》卷四《经术、礼乐》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，第7页。。经学讲很平常的道理，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、互相敬重、团结合作、促进文明的总原则。在科技发达的今天，人严重异化，沦为物质的俘虏，变得物质化、机械化，经学对推进思想文化建设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。我们千万要注意，不能以另一种专制独尊代替一种专制独尊，“新子学”可争取在国学中的“新主体”地位，也理应成为国学“新主体”，要突出“新子学”的价值和地位；但同时强调，“新子学”不应取代经学的尊崇地位。

　　“新子学”还对应“西学”即西方学术。当下学术研究，在面对西学主流话语时，许多研究者患上“失语症”，满口皆是西方流行学术新概念，就是没有自己的语言和思想。“新子学”应有“理论自觉”，不能一味照搬西方学说，不应沦为西学“附庸”，对西方学术应采取扬弃的态度。一方面，要敢于并善于吸收西方学术的理论、方法，进一步把“子学”系统化、条理化；另一方面，应重视本土传统，挖掘出“子学”传统的概念、范畴，将诸子思想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。应注重通过西学来发掘中国传统学术的有益价值，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王国维在《国学丛刊序》中说：“中西二学，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。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。” 王国维《观堂别集》卷四，《王国维遗书》第四册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。中西文明，本来两条道路发展，各具特色，各有优势，完全可以互补，不必强分优劣高下。学术上的西方“话语霸权”固然要批判，也不必追求中国“话语霸权”。中国传统学术有独特价值，“贵和”、“持中”、“天人合一”，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，而不是冲突对立。诸子学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，绝不是现代西方“哲学”或各科学术所能范围的。

　　现代“新史学”、“新文学”的倡导，皆有强烈的“当下关怀”。今天提出“新子学”，一方面，必须站在学术立场，进行深入研究；另一方面，也要注重“当下关怀”，寻求一些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参见欧明俊《论古代文学研究的“当下关怀”》，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2期。。更要有人文理想，讲“终极关怀”，“新子学”不仅要解决现实政治问题，更要解决思想问题、精神问题，解决人生问题，解决人类生存和未来问题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未来，为人类未来指出一条光明大道，“新子学”可以说是“应运而生”。

　　上古学术，本为一整体，春秋战国时，学术“分裂”。《庄子•天下》感叹：“天下大乱，贤圣不明，道德不一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，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犹百家众技也，皆有所长，时有所用。虽然，不该不遍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备于天地之美，称神明之容。是故内圣外王之道，暗而不明，郁而不发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！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、古人之大体，道术将为天下裂。” 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第二册，上海书店1987年复印本，第96～97页。各种学术从大“道”中分裂开来，由“合”而“分”，庄子明确指出学术“分裂”之弊。庄子以后，历代学者对学术分裂有不同的认识，有的肯定，但批评者更多。清末引进西方学术分类、分科观念，学术研究走向“专科化”，但流弊日显。我们应在学术整体中，在大“道”视野中看待“新子学”，要时刻警惕观念封闭，思维单一，自说自话，警惕新的“学术分裂”。

　　中华文化发展史，春秋战国时，诸子百家争鸣，是第一次高潮；隋唐时期禅宗的形成与发展，形成第二次高潮；清末民初，是第三次高潮；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应算作第四次高潮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中华文化重现辉煌，是新时期学者的神圣使命，也是“新子学”的神圣使命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）